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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平原,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、教授
2010年，是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系100周年。1910~2010年，是一個系的歷史，更濃縮著中國文學、漢語言文字的百年變遷。從京師大學堂的“中國文學門”開始，歷經五四運動、西南聯大時期、五十年代初院系調整、“文革”時期，再到改革開放、21世紀……人才濟濟的北大中文系，秉承“鐵肩擔道義，妙手著文章”的信念，給中華民族留下瞭寶貴的文化遺產。下一個百年，在商業送貨路線規劃社會背景下發展的中國文學、中文教育，又會給後世留下什麼？
在10月23日舉辦的建系100周年慶祝大會上，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平原教授，特意澄清瞭社會上對中文系當下“生存困難”的誤解。卻又引發瞭一輪新的熱議。不少人依然認為，包括中文在內的人文學科在當今社會普遍遇冷。近日，身在香港的陳平原教授接受瞭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郵件專訪，“筆談”中文教育在當代中國的地位和價值。
就精神氣質而言，北大中文系師生與80年代更為契合
中國青年報：回顧北大中文系的百年歷程，幾乎每一階段都出現瞭許多名傢大師。在您看來，哪段歷史最令人神往？
陳平原：北大中文系的精神氣質植根於五四新文化運動，至於學術底蘊，則主要得益於1952年的院系調整。新文化運動確立瞭北大及北大中文系在中國社會的巨大影響，尤其是其救國救民、舍我其誰的精神氣質，直接影響瞭中國歷史進程。新中國初期大規模的院系調整，對各大學、各院系影響不一，有造成嚴重傷害的，也有因此大大獲益的。北大中文系呢，雖然楊振聲、馮文炳等教授被調出去，但吸收瞭不少清華大學和燕京大學的教授，還把王力領導的中山大學語言學系連鍋端過來瞭，那是當時全國唯一的語言學系。
你問“哪段歷史最令人神往”，我更願意談談上世紀80年代。一方面，我對那段歷史有切身體會；另一方面，那十年的北大中文系，就精神風貌及學術成績而言，是前兩個“關鍵時刻”(指新文化運動和院系調整——編者註)的結合。
上世紀8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，跟那時的整個中國學界一樣，剛從“文革”陰影中走出來，有精神、有共識，意氣風發，沒多少瑣碎的gps車輛監控系統利益糾葛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單純，也有激烈爭論，但很真誠；理論資源有限，學術功力不深，但很執著。我曾經說過：“獨立的思考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，超越學科背景的表述，這三者乃80年代幾乎所有著名學者的共同特點。”當然，這跟那時學科界線不明晰、學術評估不嚴格也大有關系。那時候，你可以特立獨行，堅守民間學術立場，不太理會官府決策以及商傢利益。現在，教授和學生比那時富裕多瞭，聰明多瞭，著述也多多瞭，但精神狀態不行。這麼說，有懷舊的意味，但絕非危言聳聽——起碼對於“人文學”來說是如此。
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發生瞭一次學術轉型，舞臺上挑大梁唱主角的，由“人文學”變成瞭“社會科學”。現行的這套政府強力主導、以項目申請和學科評估推動的學術制度，對社會科學傢或許還行，但對人文學者絕對不利。崇尚獨立自由、擅長單打獨鬥的北大中文系師生，就精神氣質而言，與80年代更為契合。
中國青年報：在您看來，北大中文系過去100年給我們留下的最珍貴的遺產是什麼？
陳平原：北大老校長蔡元培有句名言：“愛國不忘讀書，讀書不忘愛國。”既反對閉門讀書，也反對盲目幹政，如何理解這句話，就看你在什麼語境中引說。強調大學乃“研究學理的機關”，是蔡先生的一貫主張，並非應付輿論壓力的權宜之計。對於學生因政治熱情高漲而放棄學業，蔡元培其實是憂心忡忡的。現在有些文章說蔡校長支持乃至鼓動“學潮”，那是不合適的。北大百年校慶期間，我專門撰寫《北大傳統：另一種闡釋──以蔡元培與研究所國學門的關系為中心》，就是刻意表彰蔡校長的學術眼光。
1921年11月28日，蔡元培向北京大學評議會提出《北大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》，獲得瞭通過。次年1月，研究所國學門正式成立。以蔡元培為委員長的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，包括顧孟餘、沈兼士、李大釗、馬裕藻、朱希祖、胡適、錢玄同、周作人等，研究方向集中在考古研究、歌謠研究、風俗調查、明清檔案整理、方言調查等若幹很有發展前途的新學科。在這一現代學術體制建立的過程中，無論人員還是研究方向，中文系都是唱主角的。
這個研究所的創設，凸顯瞭北大傳統的另一側面，即“明其道不計其功的氣概”，以及“仿佛有點迂闊似的”的“北大的學風”。談及北大中文百年的精神遺產，除瞭人所共知的文人軼事與傢國情懷，我認為還應該突出學術上的進取與貢獻。
中國青年報：從前的榮耀似乎也給今天的師生帶來巨大壓力，北大中文系的很多人都在問“下一個百年，我們應當並且能夠做些什麼？”您有壓力嗎？
陳平原：對於北大中文人來說，壓力確實很大。做得好，人傢說那是應該的；稍不如意，各種批評排山倒海。相對來說，我們的條件是比較好的，包括國際交流的機會、學術發表的空間和獨立研究的時間等。因此，“士不可不弘毅”。我隻能說一句：希望我們的工作能對得起北大這塊金字招牌。
今年6月25日，我在全系教師大會上作瞭題為《北大中文系的下一個五年或十年》的演說，原來題目就是《北大中文系的下一個百年》，後來覺得太誇張瞭，改成現在這個樣子。很多我們面臨的實際困難，以及必須采取的對策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對於國傢來說，從經濟崛起到文化復興，有個時間差；談北大中文系的未來，關鍵是找對方向，而不是快出成果，以量取勝。或許，放長視線，不爭一時之短長，從眼下亂哄哄的狀態中抽身，逐漸沉淀下來，方才可能催生出大學者、大作傢、大作品。
人文學者最困難的時刻過去瞭
中國青年報：您在建系百年慶祝大會上專門澄清瞭社會上對中文系“生存困難”的誤解。但我們感覺，“生存困難”對於北大中文系是誤解，對於全國院校的中文系來說，可能就不是誤解。您覺得呢？
陳平原：媒體報道北大中文百年慶典時，好多引用我關於中文等人文學科“觸底反彈”的說法。私下議論，有人同意，有人不以為然。其實，我的判斷不是一時一地，更不是隻針對北大中文系，而是基於我對近二十年中國學界演進軌跡的理解。從1991年撰寫《學者的人間情懷》、1993年發表《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》起，我一直在觀察“人文學”在當代中國的位置變化以及功能轉移。在我看來，人文學者最困難的時刻過去瞭。此前是“堅守”，此後可以更多考慮“進取”與“創新”。
“觸底反彈”的說法，是對20年這樣的中等時段的觀察，若以百年這樣長時段的眼光看待中文等人文學科，我承認，中文系現在有點“邊緣化”，但也不該被“悲情”籠罩。在今天這麼個喧囂的時代，需要理解我們的真實處境和發展路向，有所堅持，也有所創新。我堅信，當眼下五光十色浮華侈靡的大幕退去，學術重歸平靜，人文學科應該是最能站得住的。大學作為一個知識共同體，需要專業技能，也需要文化理想。對於營建校園氛圍、塑造大學風貌、體現精神價值，起決定性作用的，是人文學科。這一點，我們不能妄自菲薄。
中國青年報：目前一流人才還會不會大規模地學習中文？
陳平原：問題在於什麼是“一流人才”。好多年前我就聽說“一流人才經商，二流人才從政，三流人才做學問”。要真是這麼認定，那倒好辦，反正職業決定位置。不過，現在考公務員很熱，似乎從政與經商要換位子瞭。以錢多錢少、官大官小為衡量人才的標準，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的。比如，我就更看重職業與個人性情及興趣的關系。作為人文學者，我很高興中國沒有文科院士，諾貝爾獎也不顧盼這邊，讓我們得以從容讀書做學問。至於是三流還是一流，因評價標準不一，壓力不是很大。其實，成為“政要”或“巨賈”，除個人努力外，有很gps車隊管理系統大的偶然性，不該作為選擇所學專業的重要指標。如果哪位北大中文系學生日後“發達”得不得瞭，那也是他個人的造化，與中文這個專業基本無關。
所謂“大規模地學習中文”，是指作為專業，還是作為修養或技能？那是很不一樣的。倘若是選擇中國語言文學作為畢生的“專業”，那不可能是“大規模”的。若談“修養”或“技能”，則多多益善。現在專業分工越來越細，考生趣味五花八門，完全可以各取所需。如果以為考上熱門專業就是“一流人才”，那大錯特錯。大學裡根本就沒有“最好的”專業，隻能問適不適合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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